那天夜里，俞琬把弗雷迪抱进摇篮里，自己却怔怔坐在窗前。
月影朦胧，风凉飕飕的，纽伦堡的路灯像半睡半醒的人，有一盏没一盏地亮。克莱恩也许就在离这里不到一公里的地方，隔着一堵墙，一扇铁门，一群拿枪的人。
他大抵也醒着，在看同一轮月亮，听同一阵风。
女孩翻出一封信来，临近纽伦堡的这几个月，通讯机会越收越紧，最近那封，还是去年平安夜到的。
克莱恩说，营里发了几件新工具，他在木工时间用旧木板刻了一匹小马。马脖子有点歪，但能站着，他没上漆，只用砂纸把边角磨了又磨，怕孩子摸到木刺。
“我小时候也有这样一匹，等出来，要教弗雷迪骑真马。”
那匹小马，现在就陪在弗雷迪旁边，只有手掌心大，马脖子歪了，马尾巴钝钝的，可木头被磨得极光滑，放在光下暖融融的。
当时，小家伙一眼就看见了，攥住不撒手，直往嘴里塞。
她笑着，柔声说：“这是爸爸做的。”
孩子不理她，只顾啃得起劲，口水滴滴答答，从下巴淌到围嘴上，啃着啃着就睡着了，小拳头还攥着马腿不放。
她坐在摇篮旁，看着那小刷子般的金色睫毛。忽然就想到，那男人好像什么都会，会开坦克，会修水管，也会刻小马。
回信是两天后寄出去的。
她写得很长，写宝宝会翻身了，从床中央一路滚到边上，那天约翰正从门口经过，一个箭步就把他整个儿捞了回来，孩子还以为在玩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。
也写到有一夜，她梦见他回来，站在卧室门口，没开灯，只把带寒气的大衣脱了，问孩子睡了吗。
那些话絮絮叨叨地像在记账，记下他错过的时光里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小事情。
纽伦堡的雨，又开始细细密密下了。风把雨点吹斜，仿佛一整个世界的旧尘，终于被慢慢洗刷。
她坐下来，开始写第三封信。写了孩子长第一颗牙，见什么都要咬一口，开始咿咿呀呀，用只有自己听得懂的语言和小马说话…
但愿后天之后，她这封信，再也不需要被寄出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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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伦堡的清晨六点，天还没有完全亮透。
寒气从佩格尼茨河上漫过来，旧城街面上还湿着，昨夜那场雨像把整座城市浸在凉水缸里，晨风一吹，每块石头都透着生铁味。
法院前街比往昔更拥挤。黑色雪弗兰、橄榄色军用吉普、漆着红十字的小卡车，鳞次栉比。记者们扛着相机，跺着脚，搓着手，三三两两挤在台阶下，英语、德语，俄语，交错融合在呼出的白雾里。
谁也不知道，为什么一夜间，这场原本不公开的“特别听证”竟变成了半公开。
说法很多。有人说苏联方面坚持“程序公平”，要求媒体在场；也有人说美国人想借这场听证，向莫斯科展示“我们审得光明正大”。
还有更离谱的，说只是因为某个随军记者在酒吧里提了一嘴：那个在阿纳姆的金发骑士，今天要被从战俘营被提出来了。
之后，法兰克福、巴黎、伦敦的记者就像闻见血的狼一样，看热闹似的全涌来了。
“阿纳姆的疯子”，“洛林的金发骑士”，虎式里的日耳曼恶魔”，“被俘时还往北开”…这些标签跟了他太久，所有人都好奇，他真人究竟是什么样。
法院里面并不比外头暖多少。
俞琬坐在旁听席靠墙的位置，穿着黑色兔毛大衣，脸陷在黑绒毛里，小脸衬得极白。
弗雷迪醒着，他今天格外安静，蓝眼睛一眨一眨，一撮金发从小帽檐下翘出来，不肯服帖，像极了某个人的脾气。
“你冷吗，小家伙？”女孩整了整婴儿的围嘴。
弗雷迪听了，软软“啊”了一声，伸手抓住她大拇指，力气大极了。
俞琬的眉眼弯成月牙，心被从浮浮沉沉里稍稍捞起，亲了亲他粉红色的小手指，嘴唇凉得发颤。
她今早只喝了几口茶，什么都吃不下，怕法庭，也怕他变瘦，更怕隔了这么久，再看见他，自己变成一滩没出息的水。
“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，”她仿佛在给自己打气，“你乖，待会儿别在那么多人面前哭。他要是听见你哭，会分心的…”
孩子“咿”了一声，像在答应。俞琬笑出了声，眼尾却红了一线。
那间法庭比她想象中大，审判桌上铺着墨绿呢布，首席大法官和听证官并排而坐，英美和苏联代表分列两边，说是听证，分明还是一场小小的审判。
美国宪兵小声提醒“安静”，可谁也没有真的安静。空气里像有根极细的弦，越拉越紧。
记者区早已挤得满满当当，他们脖子上挂着相机，膝盖上摊着速记本，目光不断往门口飘，既怕又盼。
“信号杂志的封面宠儿。”一个英国记者端着相机，嘴里嚼着口香糖，“我见过那些照片，柏林一群蠢女人给他寄情书，往他的坦